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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晨六点四十分,连云港老城区的写字楼还浸在薄雾里,公司那扇深灰的玻璃门先被推开,穿洗得发白的工服的人是负责样品间的师傅,他先绕到靠墙的样品墙前,指尖沾着点清洁液的淡香,按开墙顶那排暖黄的轨道灯——那是他每天到公司的第一个动作,样品墙上钉着从软膜到亚克力的几十种文化墙材料,每一块都贴了手写的标签,边缘磨得发毛的标签是他记了好几年的“常客”。
上午九点半的对稿室,投影布上是客户发来的文化墙初稿,画面里的企业标识被移到了角落,负责对接的设计师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老花镜,指尖点着投影上的一行小字:“您要的连云港元素,我们把本地的码头剪影嵌进了背景的纹理里,还有,您提的‘不花哨’,我们把字体的角都磨成了圆角,不会太扎眼”,客户盯着屏幕看了半分钟,说:“就按这个来,之前跟你们合作的朋友说你们慢,但慢得踏实”,设计师笑了笑,没接话,只是在对稿本上圈了“圆角”两个字。
公司的后台里,200多位坐班设计师的进度表在系统里跳着,每个人的工位上都堆着半尺高的文化墙设计稿,稿纸的边缘有被反复修改的折痕,有的稿纸边角还沾着咖啡渍——那是设计师们改稿时的“标记”,改到深夜的稿,第二天会被用曲别针别在样品间的显眼处,师傅会给它贴个小贴纸,写着“今日最优”,这些稿子最后会被整理成厚厚的档案,有的会被放进样品墙的夹层里,作为新设计师的参考,避免再犯同样的错。
午后两点的打样车间,空调吹着温风,负责比色的姑娘把刚印好的文化墙打样纸铺在比色台上,比色台的上方挂着一盏D65标准光源灯,那是她特意申请的——之前有客户因为颜色偏差返工,她就想着,自己盯的打样,一定要用最标准的光源,她手里攥着从色卡本上撕下来的小纸条,纸条上的颜色编号跟打样纸的颜色一一对应,她反复比对了三次,又把打样纸对着窗外的自然光举起来,跟色卡上的“暖灰3号”比,确认没有色差后,才在打样单上签了名,这时候,师傅端着保温杯进来,给她倒了半杯热水,说:“别盯着太久,伤眼睛”,她抬头笑了笑,指尖还沾着点色卡的蜡笔痕迹,那是她每次比色都会留下的小印记。
傍晚六点十分,公司的大门被推开,客户抱着刚做好的文化墙成品进来,成品被裹在厚气泡膜里,边角用硬纸板加固过,连背面的挂孔都用透明胶带贴了两层——那是师傅特意叮嘱的,怕客户搬运时刮坏,客户说:“你们的流程我放心,之前跟别的公司合作,尾款付了就没人管了,拖了半个月才给我修好”,对接的设计师递过验收单,说:“我们的制作走代采,货到付款,验收合格再结账,要是有问题,我们当天就能改,不用等”,客户签了字,把成品抱在怀里,跟设计师挥了挥手,说:“下次有文化墙的活还找你们”,设计师看着客户的背影,把验收单放进了档案袋里——那是他负责的第多少份档案,他没数过,但档案袋上的编号,已经在样品间的柜子里摞了半墙,每一本都记着客户的需求和修改的痕迹。
夜里九点半,公司的灯只剩下样品间和前台的两盏,负责锁门的师傅绕着公司走了一圈,把所有的电源都拔了,包括样品墙上的轨道灯,那些暖黄的灯光灭了之后,样品墙的轮廓变得模糊,只有那些贴着手写标签的材料,在夜色里还能看出淡淡的影子,他走到前台,把今天的日报放进抽屉里,日报上写着“今日对稿3份,打样2次,成品交付1件,累计服务7000多家客户的记录又多了一笔”,他锁上抽屉,转身关了前台的灯,玻璃门的锁扣发出“咔哒”一声,整个写字楼又恢复了安静,只有路边的路灯还亮着,照着他的背影,慢慢消失在连云港老城区的薄雾里。